朕绍帝统绪，思皇本支。以仁展亲，盖厚善藩之卫；以礼合族，矧惟伯父之贤。尊之欲其同于家，贵之欲其异于国。涣发大号，明飏广朝。皇伯、推诚保顺翊戴功臣、彰德军节度、相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相州诸军事、相州刺史、上柱国、濮国公、食邑六千八百户、食实封一千三百户宗朴，行履温恭，资函信厚。阅天下之谊，敏而多闻；求河间之书，慎以寡过。肃将金钺之重，参视衮衣之华。德誉弥充，世宠宜绍。是用锡左貂之新服，兼著隆名；彻磐石之旧疆，且班崇爵。爰田茂衍，真赋载加，无封尔邦，不显予命。于戏！齿滕侯以长，示无周后之盟；约刘氏而王，永有汉存之国。其共乃位，以服朕言。可特授依前检校尚书左仆射、兼侍中、使持节相州诸军事、相州刺史、彰德军节度、相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进封濮阳郡王，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四百户。

《通书》谨独章：「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极图》配之，五常配五行，则道德配阴阳，德阴而道阳也。

亦有此理。

今士大夫家丧服有稍从礼制者，止留意于男子之服。若妇人之服，止是因仍时服。按《礼记》《檀弓》「妇人不葛带」章注云：「妇人重要而质不变所重」。然则妇人丧服衣裳相连，如深衣形制，而用麻为带约之。至期除去，只散其要也。又云：「卒哭直变绖而已。绖，首绖也」。按《丧服小记》正义云：「妇人有三髽，一是斩衰髽，二是齐衰布髽」。今云变首绖，是变麻为葛也。不知妇人之首绖是髽之外别有首绖，如男子之首绖，或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否？若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绖，则麻可变而为葛，若布变为葛，则反重矣。乞详以见教。

麻髽布髽恐是以此二物括发而为髻，其绖则自加于髽上，非一物也。当暑目昏，不暇检阅，可更详之。

古者一世自为一庙，后世同堂异室，是一室之中夫妇相配也。若祫祭之位，则太祖与妣皆东向；昭之位次，则高祖西而妣东，祖西而妣东，皆南向；穆之位次，则曾祖西而妣东，祢西而妣东，皆北向，亦是夫妇相配。今按丧有祔祭，必以昭穆。盖卒哭而祔，既行礼毕，复迎所祔神主于几筵，以终丧制。至祔庙时，却有当迁之祖，而所祔神主自为一世。但父在母亡，未可祧迁，恐须别为一处以祭其母也。又按《丧小记》云：「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恐亦是卒哭之祔。若亲者是妾祖姑，妇却是适妇，妾祖姑祭于孙止，妇乃传重入庙者，岂可以混于彼乎？

凡丧，父在父为主。母或先亡，父自祔之祖母之室，岁时祭之东厢。父死，乃随之以入庙耳。嫡妇祔于妾祖姑，诚似未安。然未有考，则不得已且从「祔于亲者」之文，盖舍此杜撰不得也。

《丧小记》「妾祔于妾祖姑」正义云：「妾母不世祭于孙，否则妾无庙」。《春秋》考仲子之宫，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审如是，则天子之元后、诸侯之元妃，虽曰无子，必当配食于庙，而其他或继室，或媵妾，虽曰有子而即天子诸侯之位者，皆当为坛于庙而别祭之。至大祫则祔于正嫡而祭。所谓「诸侯不再娶，于礼无二嫡」之说，可通于天子也。不审如何？

妾母不世祭，则永无妾祖姑矣。向窦文卿亦尝问此，无以答之。今恐疏义之说或未可从也。为坛之说，恐亦未安。祔嫡而祫妾并坐，尤为未便。恐于礼或容有别庙，但未有考耳。

命士以上父子异宫，是同处而各有室庐否？

古人宫室之制，前有门，中有堂，后有寝，凡为屋三重，而通以墙围之，谓之宫。以理言之，父子固当同处。然所居之左右前后或是他人之居，不可展拓，不知又如何得同处？此等事古今异宜，不可得而考也。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卫人杀州吁于濮」，「卫人立晋」，三称卫人，是非不相掩也，直书而义自见矣。滕侯于隐公时书「卒」，书「来朝」，至桓公二年以后终春秋之世，止称「滕子」，胡氏以为因其朝威降而称「子」。果如是说，则桓公之世贬之足矣，自是称子而不侯，无乃非「恶恶止其身」之义乎？

沙随程丈此说甚精，曾见之否？

「胥命于蒲」，三传、荀卿及胡氏皆有取齐、卫二侯之说，而或者以谓二侯不由王命相推戴，命为方伯，故《春秋》变文以讥之也。愚谓若如或者之说，则于文义为顺，恐合经意。彼春秋诸侯私相要誓，诚为可罪，然其私相会聚，交政中国，虽曰不盟，亦未见其有可取也。彼所谓「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凡交际之间有投合者，大率皆然，又何足以为异而必变文深许之乎？况齐僖、卫宣行事载于《春秋》诚举一端，如纪会桃丘等事，莫非倾险之习，则其相命之际，不知果何所命乎？不要其相命之公私而概以相命为可取，愚未敢深信。

《史记》书「齐、卫会于徐州以相王」，似或者胥命之说。

「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恐当从《左氏》闵公二年之传。胡氏谓齐人归者，以其丧归于鲁也。书曰「以归」，何以决知其以丧归于鲁乎？且七月齐人以丧归鲁，而十有二月其丧方至，岂若是其迟迟乎？

凡书「以归」，皆为以之而归其国，如戎伐凡伯之类。

滕侯自桓公以后称「子」，杞侯自庄公以后称「伯」，又僖二十三年卒而书「子」，二十七年朝而书「子」，后又称「伯」，窃意当时小国朝会于大国，从其爵之大小以纳其贡之多少，故子产争承于平丘之会，以谓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吴、晋黄池之会，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何以谓「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今将以寡君见晋君，敝邑将改职贡。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由此观之，则当时公侯之国以其职贡之不共而自贬其爵者多矣。

沙随说正如此。

侵曹伐卫，再称晋侯（先生侧边批云：「此正是晋文谲处。」），恐非贬辞。盖围宋之役，二国虽不与，而其从楚则一也。晋文不先加兵于陈、蔡、郑、许，而先侵曹伐卫，或是当时事势有未可者。岂有楚人暴横，诸侯皆南向从楚，而得一诸侯用兵以张中国之威，《春秋》遂遽贬之乎（先生侧批云：「康节论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卫为善楚贬晋，而成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则文公九年「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为罪赵盾，何也？既罪赵盾，何以又书「救」乎？学《春秋》者固不可执定例以害大义也。至于下书「执曹伯畀宋人」，「卫侯出奔，复归与元咺」等事，则晋侯无所逃责矣。

有难言者。

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利其国而诱杀之也，故名。胡氏谓蔡般弑君，与诸侯通会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义唱天下，奉词致讨其弑父弑君之罪，谋于蔡众，置君而去，虽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矣。愚谓诸侯与通会盟者，楚子为之会主也。以弑君之贼会弑君之贼，同恶相求，非惟不能讨其罪，亦不敢讨其罪矣。今欲图其国而杀之，恶人之常态也，是乌可于十有一年之后责楚子以唱大义以讨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责其讨般，典刑紊矣。

甚善。

「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违，志壹之动气也。伏羲氏，后天者也。后天而奉天时，气壹之动志也」。此数语恐未安。伏羲是阐三才之理，舜、孔子是感和气之应，其引先天、后天之说，固为失之。引孟子志气之论，尤失其旨。其后又言「圣人之心，感物而动」，辞意亦差，皆以作用观圣人之失也。

胡氏此章似无病，更宜详味。但不知文成致麟果然否耳。

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虽是常行之道，然其德之至则极乎高明。高明犹言上达也，中庸犹言下学也。

极高明而道中庸，若如来喻，即是上达而下学，成何道理？此处且当虚心熟玩本文之意，参以《章句》之说，便见日用工夫的确处，不须容易立说也。

有气禀之恶，有陷溺之恶，然皆当复之以为善。明道所谓「有流而未远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始浊」，却是说陷溺之恶。陷溺之恶，比比皆是；气禀之恶，则如子越椒之类，不常有也。气禀之性犹物之有万殊，天命之性则一也。

气禀物欲之陷溺，此不必论其常有不常有，但当致其澄治之功耳。

吕氏说率性之谓道一段，如礼谓差等节文与夫丧服异等、仪章异制，大意与修道之谓教相似。

吕氏意却在无所憾、莫敢争处见得率性是道也。

侯氏引告子「生之谓性」以解率性，却只是说得气质之性。而所谓率性者，不专主乎气质也，如曰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齐，飞走之异禀，然而动者动，植者植，天机自完，岂非性乎？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顺而顺，犬吠盗，鸡司晨，不待教而知之，岂非率性乎？言草木、飞走、马牛、犬鸡之性而不及人之性，仁、义、礼、智之为性，则疏略之甚，无待于此。

侯氏说固疏略，然却是宗程先生说。但得其言而不得其意，故信口言之而为此疏脱耳。

一阴一阳之谓道，言天道之流行者也。率性之谓道，言人物之所以得乎天道者也。

一阴一阳之说是。

杨氏言仁义不足以尽道，恐未安。《易》只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仁义不足以尽道，游、杨之意大率多如此。盖为老、庄之说陷溺得深，故虽亲闻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虚心反覆，著意称停，以要其归宿之当否。所以阳离阴合，到急衮处则便只是以此为主也。此为学者深切之戒。然欲论此，更须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与义」之言而断以为必然也。近得龟山《列子》说一编，读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驰也？

侯氏曰：「君子终日乾乾，至无咎者，戒谨所不闻也。君子终日对越上帝，尚何戒谨恐惧之有？以圣人之诚，则无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为戒谨恐惧，其说虽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圣人之心自是如此。《中庸》言戒谨不睹，恐惧不闻，乃学者之事。比而同之，则少差矣。且其说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对越上帝，尚何戒谨恐惧？以圣人之诚，则无待乎此」，其说自相背驰，殆不可晓。

侯氏说固多疏阔，然以乾乾夕惕为圣人之事，戒谨恐惧为学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惧惕厉之心则一，而成德、初学所至自不同耳。

张子曰：「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之类。时中者不谓此」。五典五礼，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举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别有个时中也。

张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损益之类，理虽一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为不然。

庆元元年春二月，敕以台州士民所请，故直秘阁滕侯之祠为义灵庙。州人老稚闻是命下，惊喜欢呼，奔走迎拜，导致祠下，酌奠以告。大书扁榜，金朱炜煌，揭于门楣，庸侈上赐。而其耆艾学士大夫叶君圣耦等四十馀人亦会祠廷，相与言曰：「往岁盗起帮原，连陷六州，戎毒所加，民无噍类。而吾台人独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传世不绝，以至于今者，滕侯力也。没而弗祀，固无以慰吾民之心；祀而弗命，又无以彰吾侯之德。今则庙事既修，而亦幸蒙上恩，列祀典矣，顾无金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报事于长久？且当日弃城冒赏之人，其子孙犹有存者，盖尝肆为妄说，强祔其祖，以遂侵诬之计。吾州之人亦斥其伪，以控于朝而报绌之矣，然或久而不传，则未敢必其无后患也」。乃以书来请篆其事。熹以衰朽，欲谢不能，而复自念往使浙东，留台最久，固已熟闻兹事而有感于中矣。矧以诸君之请之力，其何可辞？则应曰诺，而病未能也。乃今太守周府君侯又因鄞县主簿赵生师䢼踵门以请，则为考按台人前进士陈君思恭所为日记及故礼部侍郎陈公公辅诸人之铭、序、赞、颂，皆言闻乱之初，阖郡震恐，太守赵资道、郡丞李景渊咸愕眙不知所为谋，欲遁去。它吏相顾，亦无敢出一语者。侯方司户曹事，乃独慨然请任其责，有异议者辄面叱之。即日移书诀其父母昆弟，而闭其妻子于官舍，悉召州人谕以利害。人人感泣，踊跃听命。乃亟下令，发夫守险，增陴浚隍，除器募兵，积粮致用，分屯列栅，为死守计。日夜循抚，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则皆已遁去久矣。既而山民吕师囊起兵应贼，号十馀万，导以攻城，前后数四。侯皆应机设械，立摧破之。手弓临城，殪厥渠帅，贼遂退走，卒全其郛。凡所存活，以大万计。参伍其说，一无异词。是则侯之为烈，章章明矣。独稽史籍，则见当时实以守城破贼为丞之功，进领郡符，就加职秩，乃与所闻不类，而于妄说反有助焉。于是更即诸书以求其故，然后乃见当时守丞虽遁，而侯于所下文书犹必存其位号，寇退围解，亟迎以归，俾上功状而己不预焉。丞盖熙丰故家，诸子又皆贵仕，故得独冒显赏、尘策书，而侯反下从捕盗七人之比，仅改京秩初阶，移官旁郡以去。是则阉尹擅兵、贼臣柄国之所为，而后来侵诬妄论所由起也。一时之谬，流惑万世，向非台之文献有足證者，民吏称思久而不怠，则亦何所质正而决其是非哉？呜呼，是又可叹也已！滕侯名膺，字子勤，后保南都、守陈、蔡，以抗狂虏乘胜炎锐之锋，勋绩尤盛。劝进大元帅于济州，所陈又皆当时天下大计，切中机会。其于建炎、绍兴之史，法当立传。而熹于是书，盖尝受诏参笔削矣。是以因书此碑而并覈其真伪如此，不唯少塞台人之意，亦使后之执笔者有以考焉。庙数迁徙，今在城西北隅永庆寺东，实侯所再筑而力战破贼处。台人迎侯继室赵夫人及诸孙仲宜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吕君祖俭谋为买田，以资奉守，未就而去，谈者惜之。然以台人之德侯如此，吾知其继而成之者无难也。是岁八月癸丑朔，具官朱熹撰。

某顿首。急足至郡，辱诲以书，承临郡之暇寝味休适，可胜瞻慰也。示及传记三本，文伟意严，记详语简。而赏罚善恶，劝戒丁宁，述作之功，正为此尔。钦服钦服。某幸闲僻，甚可寻绎，然独懒于撰述尔。嘉话未卜，冬冷，千万保重。《偃虹堤记》，滕侯牵强，不意敢烦馀暇，特与挥翰，荒恶之文假饰传久，感愧感愧。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禦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常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馀，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茍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庆历六年月日记。

余读《唐书》，见其为韩子与李绅争台参，移牒往来论台府事体，而见愈之性愎讦，言词不逊，大喧物论。及视韩子《论京尹不台参答友人书》，而其气躁言厉争之也。噫，韩、李皆唐之名臣，何其行事之际乃若此？唐之典故，御史台则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其朝廷也。京兆府虽所管神州畿县，其实乃一大州牧之事体耳。以其台府较，则台重于府矣。韩乃兼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夫固高于中丞，而韩、李互有其轻重也，此所以发其诤端矣。韩子见几，初当避而让之可也；不然，姑从朝廷之旧仪，何乃使之辄争？春秋时，滕侯、薛侯朝鲁而争长，孔子恶其无礼，书之遗左丘明，而发其微旨，圣人岂不因前而戒后乎？绅、愈纵不能见几稍悟，岂不念《春秋》之法而惧之耶？然李氏吾不论也，韩子自谓专儒，毅然欲为圣人之徒，是亦知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远相致者，在丑夷不争者，又曰君子矜而不争者。韩子与公垂平生相善。始，公垂举进士时，韩子乃以书称其才而荐诸陆员外者。及此，正可推让以顾前好，乃反争之，喧哗于朝廷，而韩子儒之行何有？故旧之道安在？使后学当何以取法？假令朝廷优于韩子，诏独免其台参，韩子自当以不敢亏朝廷之令式，固宜让，第恭其礼貌，日趋于台参，彼李绅识者岂不愧且伏也？彼欲嫁祸于二人者，岂不沮其奸计而自悔？岂不归厚德、称长者于韩子耶？是岂独当时感愧乎逢吉而已矣，亦垂于后世士大夫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诸，以成就其德，岂韩子力不足而识不至耶？昔廉颇不伏其位居蔺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时尝称疾不欲与颇争列。余尝爱相如有器识，临事守大体。太史公谓退让颇，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较此，其贤于韩子远矣。汉孝景之时，窦婴与田鼢交毁而相争，朝既出，而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韩安国不专助己，安国因责鼢曰：「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而归，可曰：『臣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如此，则上必多君有让德。今人毁君，君亦毁之，譬如贾竖女子争言，何其无大体也」？韩子当时虽幸无御史之责，今其垂之史书，而取笑万世之识者，其又甚于安国之让也。慎之哉！慎之哉！

「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传矣！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焉得传」？「敢问何谓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天下无王霸，言伪而辩者不杀，诸子得以行其意，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茍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呜呼！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而孟子谓「以齐王，犹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呜呼！是犹见人之斗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杀之，货可得也」。虽然，他人之斗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或曰：「然则汤、武不为欤」？曰：「汤、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时，讵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刘、古公之时，讵知其有纣哉？夫所以世世种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国家而已。汤、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纣，放之杀之而莅天下，岂汤、武之愿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则是汤、武修行仁义以取桀、纣尔。呜呼！吾乃不知仁义之为篡器也。又《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孔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彼顺天应人，犹臲卼如此，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书》序：伊尹「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汤、五就桀，伊尹也」。夫周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耳，非纣也，而齐、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呜呼！孟子之欲为佐命，何其躁也！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无二王。削吴、楚之葬，辟其僭号也；讳贸戎之战，言莫敢敌也。微孔子，则《春秋》不作；微《春秋》，则京师不尊。为人臣子不当如是哉？呜呼！孟子其亦闻之也哉！首止之会，殊会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复举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诸侯之上，贵乎王命也。美哉齐桓，其深知君臣之礼如此！夫使孟子谋之，则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为亡虏之不暇，孰与诸侯相先后哉！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纣，一人恶耶，众人恶耶？众皆善而纣独恶，则纣亡久矣，不待周也。夫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同之者可遽数耶？纣亡则逋逃者曷归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数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故荀卿曰：杀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则商人之不拒周审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尚异也！孔子非吾师乎？众言欢欢，千径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其谁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至取孟子以断六经矣。呜呼！信孟子而不信经，是犹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或曰：「然则『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何如」？曰：「尧不听舜让，舜受终于文祖；舜不听禹让，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载，或十有七年，历数在躬，既决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结矣，又何避乎？禹、舜未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则古之圣人，作伪者也，好名者也？王莽执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

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过也。《大雅》曰：『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九命然后锡以玉瓒秬鬯。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得受此赐。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颂》曰：『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契之时已受大国，相土承之，入为王官伯，以长诸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率伏，截尔整齐。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呜呼！孟子之教人，教人以不知量也哉」！

或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有诸」？

曰：「《书》云：『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又曰：『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瞽、象未尝欲杀舜也。瞽、象欲杀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廪浚井之迂？其亦有所虑矣。象犹能虑，则谓二嫂者，帝女也，夺而妻之可乎？尧有百官牛羊仓廪以备事，舜于畎亩之中而不能卫其女乎？虽其见夺，又无吏士、无刑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爱，号泣于旻天，父母欲杀之，幸而得脱，而遽鼓琴，何其乐也？是皆委巷之说，而孟子之听不聪也」。

「舜『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则孟子之讥《武成》，宜矣哉」！曰：「以天下征一国，以天子征诸侯，如孟贲搏童子，迟速在我，修文德以待其来可也。《大雅》曰：『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以方伯伐诸侯，固有讯有馘。武王以诸侯伐天子，奚不用战哉？《诗》云：『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是也」。

或曰：孟子之言，诸侯实不听之也，谓迂阔者乎」？曰：「迂阔有之矣，亦足惮也。孟子谓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岂不能取一国哉？为其君不亦难乎！然滕文公尝行孟子之道矣，故许行、陈相目之曰仁政、曰圣人。其后寂寂，不闻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无验也」。

「孔子与宾牟贾言《大武》曰『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犹不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谓商之禄未尽也，病其有贤臣也。文王贪商如此其甚，则事君之小心安在哉？岂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诬文王也」。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积乱久矣，诸侯皆欲自雄，茍说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义之竿，而汤、武为之饵，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下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尔。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今之学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说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应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则何必纣之失也？何忧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贤人之辅？尺地一民皆纣之有，何害诸侯之行王道哉？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亲无将，不容纤芥于其间，而学者纷纷强为之辞，过矣」。

学者又谓：「孟子权以诱诸侯，使进于仁义。仁义达则尊君亲亲，周室自复矣」。应之曰：「言仁义而不言王道，彼说之而行仁义，固知尊周矣。言仁义可以王，彼说之则假仁义以图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顾哉！呜呼！今之学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吾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故作《常语》以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尔。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学者之迷惑，聊复有言」。

宣和二年冬，清溪民方腊啸聚，首破睦州，二浙震动。知台州赵资道、通判李景渊闻乱忧顾，官吏骚然，独司户曹事睢阳滕侯膺力陈备禦。守与丞迫大义，不敢违，然咸无固志。侯乃为书别父母兄弟，遂议大脩城守。且议曰：州岁发漕司籴本为缗钱十七万，半犹未行，姑留弗遣，诸邑秋税应折钱者输米。守勿任漕责，侯请身之，军储遂充。乃择胥吏、隶役、营壁子弟聚而教习，号忠义兵。复虑细民无赖，或饵于寇，尽择市廛游手，名役而实给之。报益急，郡寮汹动欲行，侯谒守请止之。通判遽言：「户曹忠矣，如众论何」？侯责曰：「大夫世列显贵，荷国深恩，身按察而首乱阶，可斩也」。丞色沮，竟先出其孥，守闻已遣。由是倾城士庶，欢嚣四出，侯不能禁，独召所给贫细谕以利害，贷两狱罪囚，令其立功，皆感励愿从。三年春，仙居民吕师囊应贼，导之破县。报至，守、丞遂奔。侯虑惑众，斩死囚十三，声言某官以下弃城，皆伏诛矣。师囊水陆并下，蔽塞川野，城上望之，危惧欲变。侯誓于众曰：「城之存亡，即某之死生也，上天监之」！乃昼夜乘堞，用宁众心。凡攻城日，尽破其机械，贼失利退一舍，据招延寺。侯虑戕及原野，命开门取逋亡官吏及士民数万归，曳柴负粟，益修守备。师囊果悉衢、婺之旅，号十九万，复迫城。侯亲执弧矢，连殪二酋，阖城奋呼出战。师囊寇温州，更遣舟师梁忠、陈禧追袭，温人喜，开门迎之。朝廷命将始至，然侯所上功，皆听守、丞归为状，己弗自言；而温州之捷，复饬二校逊功王师。于以见侯忠厚不伐，非竞功者。时奸臣阉尹用事，守既逃罪，丞以熙、丰故家，贵宦连结，反得进职，就绾州符。侯仅比捕盗七人之赏，改京秩，去为衢州司录事。守贰同时而赏亦异章，况侯之功乎！是时郡士潘君大年、陈君师恭与侍郎陈君公辅序记始末，皆有因人成事之嗟，群情可见矣。台人遂自为辞，题曰滕户曹焉。后北骑乱华，所至纷扰。侯贰政淮宁，剪巨寇，保陈州。及居忧南京，士民遮使者，愿起侯少尹，卒捍敌围。应天之人祠之，名堂「清忠」。漕淮西，复破虏于蔡，州人祠之，名堂「忠惠」。盖仗义不一。独台州守贰弃城，身为曹掾，可去而不去，卒以死守，使虏犯京师而见用于朝，不肯以堂堂社稷与人必矣。夷考宣、政之末，缙绅最盛，侯仅以一官之微，保全四郡，所活生齿不知算计。彼平时荷宠光，践中外，艰难之际竟何如乎！而侯自立功后，劝进大元帅于济州，反以迁都廷争五事见嫉时相，废居兴化。既还，无室庐可栖，台之父老迎置天台，卒老死，葬焉，世事又可胜叹乎！庙祠户曹逾七十年，绍熙己酉，适进职者之孙踵来贰郡，乃增绘其祖，更名「双庙」。邦人诉于朝，随即撤去，得正旧像，赐庙「义灵」。继室赵夫人犹存，邦人复走千里，并其孙仲宜，迎居庙傍。侯之烈久矣，亦知台之士大夫之不忘德也。尝慨天下之事邪正是非皆可易位，惟人心不可厚诬，是谓天高地厚，立人极而不昧。倘弗恃此，则古来憸佞得志，变乱白黑多矣。守城之绩可卑，户曹之庙可隳，台人之心谁得而移之？增庙子孙，亦欲光其祖，君子勿罪，独深慨当时奸臣盗弄国柄，不过营私。安知积欺不已，驯致靖康之祸，九庙震摇，万方流毒，岂特一州而已，宁不痛哉！某客丹丘，睹邦人岁祭，乃作迎、享、送神三辞，俾祝巫歌以侑觞。辞曰：

北固山兮朝晖，鼛鼓奏兮吹篪。盼夫君兮来止，纷老稚兮扶携。歛芳馨兮荐豆，君弗语笑兮我怀凄。聊相羊兮引釂，慰我愿兮无违。

青溪煽兮氛妖，汹二浙兮波涛。花石粲兮江南驿骚，匪氓好乱兮生不聊。歘韦𦭶兮同啸，纷丑类兮江皋。愬精诚兮上天，哀万命兮孤墉。属櫜鞬兮奋厉，忽并殪兮两凶。嗟我父子兮耕农，何以报德兮维孝与忠，千龄万代兮子孙之从。

巫觋醉兮君马嘶，风云驱兮吹灵旗。凌浩荡兮将何之？山靡迤兮白鹤飞。岁岁今兮望君归，君游勿远兮我民之依，山阿寂寞兮颓阳西。

自古以孤城弱旅抗暴悍之师，而全名高节辉映于天下者，几何人哉？必皆信以先之，谋以定之，而后勇以决之。盖非信不足以抚民而用其命，非谋不足以揆事而制其机，非勇不足以守死而克其敌。故参成而后可以图济。岁在宣和，盗发睦鄙。天下平治既久，民惟耒耜之知，不识金革；吏唯文法之守，不习战争。势焰所焮，声震甚远。大将望氛气而弃甲，牧守听音响而委城。故盗得以狂奔叫呶，不偶一矢之禦而攻取，所至无留难者。时旁郡群不逞之人，亦因其声以相转诱，屯聚攻剽，吴越沸然。于是睦、歙、杭、处、衢、婺六州悉陷于贼。唯天台介六州之间，于盗甚偪而独以全，何恃而然哉？守之得人而已。其人则睢阳滕侯也。当是时，侯非被长吏之命为守禦计，然一版曹位甚卑，不足以使众，乃能全郡于盗所甚偪，必将有以矣。闻之台人曰，侯慨然兴叹，谓报国唯有赤心，家人撼以危言，抚剑逐之，又为书属其兄以后事，信足以孚于众也。诱乡兵得三千人，分城排为十三寨，部列有次，号令甚严，谋之臧矣。寇至，围城数周，火光烛天，呼震林木，众皆股战胆掉，不敢下视。侯擐甲冒矢石，躬自率之，士气始振，撊然有斗志，贼乃敛众而去。暨贼再来，必欲拔城，冲镝之交，侯遂以死囚尸诸城上，且厉声遍呼曰：渠帅尸矣！众响应之，盗皆失色。未及驰去，侯以一矢毙其帅，于是大溃。旬日王师继来，盗是以歼，台是以全。当是时，非侯之勇足以济其谋而用其信，台何恃而不拔也？台人又言盗之未溃，皆自相惊，以为有神人金甲而身数丈者执弧矢以令诸城上，兹实天之祐侯也已。夫用武之世，家习钤略，人便弓矢，熟于战争，能致其死与使人之致死则易。时当和平，家丰益，人安富贵，能致其死与使人之致死诚难，而侯乃能之。高牙大纛，前赏后刑，其使众则易。秩不足以寄重，权不足以用威，其使众诚难，而侯乃能之。则侯之功前于古而莫拟，畴于今而莫伦矣。惜朝廷之赏犹未足以称其功也。使图其劳，登而用之，谋诸帷幄，寄以疆埸，使尽行其志，则侯之徒足以全天台也哉？予闻侯之先曰章敏公，左右国家，克勤勋绩。今其保世之人，实济厥美，天且昌而大之，使弼有宋。苟将大之，其在侯矣。台人像侯之形，纪侯之功，以刻诸石，俾流于远，且使其世勿忘侯德，载瞻载嘉，颂以赞焉。颂曰：

赫赫王灵，被于九州。彼寇维何，有诡其谋。裒鞠凶顽，俶我吴楚。狂奔叫呶，肆厥螳斧。民之玩治，弗能胜兵。寇极其虚，遂堕六城。岂无斯侯，不用其则。岂无乘戎，是弃其律。彼台且都，在寇之宅。无竞维人，寇莫我即。非莫我即，莫我能克。人谓伊何，有侯之滕。明信靖谋，是图是勤。勇以决之，孰余敢陵！彼昏卒狂，再干大戮。毙之一矢，骇禽奔鹿。王师嗣来，尽磔枭蝮。天台之全，吴楚以康。维侯之功，与劳于王。谁以滕侯，达于旒缀？登而用之，以毕其智。无俾封植，独于台人。俾乃勋德，均我有民。颂言不诬，敢告司钧！

自尧舜至于孟子，二千年间，圣贤迭兴，以道相授，其章章较著者前后相望也。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之伦，亦皆得以与知道者之列，颜、曾、子思则不待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盖千年而后有韩公，独以斯道之传为己任。以古准今，壹何盛衰显晦之殊耶！古者道德一、风俗同，历世虽久，所守者一说，其见素明也。周衰，异端之祸起，学者各以所见为守，而道始晦。故古之为道也易，后之为道也难。若韩公者，寻坠绪于支离舛驳之馀，而卓然有见焉，则自比于圣贤，以冀斯道之传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后世称公者亦以道归之。约六经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济天下之溺。谏宫市贬，谏佛骨又贬，流离困踬，濒死而不悔。公如镇州，迓公者皆甲，人为公危之，公以理开谕，皆俛首听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诵公之言，独曰「轲之死不得其传」，非公有所见，则所传者何事？且公之所见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谓性，公则曰所以为性者五，曰仁、义、礼、智、信；率性而行之之谓道，公则曰由仁义而之焉之谓道；修道以导民之谓教，公则曰其法礼乐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充之，则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说诡论无所容乎其间矣。其词确，其旨明，此岂臆度料想所能及哉！体于身，验于心，断断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见观之，则圣贤所传，其不以是欤？荀、扬氏去孟氏未远也，醇疵之不同，其见者异也。公称孟之醇，而斥荀、扬之疵，则公之见盖有得于孟氏，而又以自况也。公之书一则仁义，二则仁义，见之明也。如此，居仁由义，圣贤事业不难进也；而况言论气节之一二乎？故论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观公之所见，则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尝为袁守，袁故有公庙，后迁焉，寻复其旧，岁久颓圮。太守、著作郎中郑侯自诚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强恕续成之，而属干记其事。世之称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则指公为文人，而又以文为道。使圣贤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远绍、辛苦而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殁无以白于后，非先儒发其蕴，公之志何自而伸耶？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蕴，其敢以陋为辞？干不敢以文尊公，则公亦必不鄙其文之陋也。庙之役始于嘉定戊寅十月，其成以己卯三月，董其役者司户高炎。后三月望日，长乐黄干记。

学《春秋》者，舍三《传》无所考，而士之有志者，类欲尽束三《传》，独抱遗经，岂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说乎？窃尝思之，《左氏》熟于事，而《公》、《谷》深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故虽熟于事而理不明。《公》、《谷》出于经生所传，故虽深于理而事多缪。二者合而观之可也。然《左氏》虽曰备事，而其间有不得其事之实；《公》、《谷》虽曰言理，而其间有害于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盖《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于情伪，熟于世故，往往论其成败，而不论其是非，习于时世之所趋，而不明乎大义之所在。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论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谓知人矣」。鬻拳强谏，楚子临之以兵，而谓鬻拳为爱君。赵盾亡不越境，返不讨贼，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其皆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实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汉东，骎骎荐食上国，齐桓出而攘之，晋文再攘之，其功伟矣，此孟子所谓彼善于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岂能骤举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党与，而后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将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晋文将攘楚，必先有事于曹、卫。此事实也，而《左氏》不达其故，于侵蔡则曰为蔡姬故。于侵曹伐卫，则曰为观浴与块故。此其病在于推寻事由，毛举细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纪年往往类此。然则《左氏》之纪事固不可废，而未可尽以为据也。宗《左氏》者，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所谓好恶与圣人同者。然《左氏》大旨多与经戾，安得以为好恶与圣人同乎？观孔子所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窃比老彭之意，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而左氏传《春秋》，其事终于智伯，乃在孔子之后。说者以为与圣人同者为左丘明，而传《春秋》者为左氏，盖有證矣。或以为六国时人，或以为楚左史倚相之后，盖以所载「虞不腊」等语，盖秦人以十二月为腊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极详，盖有无经之传，而未有无传之经，亦一證也。若夫公、谷二氏，固非亲受经者，其所述事多是采之传闻，又不曾见国史，故其事多谬误。略其事而观其理，则其间固有精到者，而其害于理者亦甚众。此尤致知者之所宜知，而深辨之也。《公羊》论隐、桓之贵贱，而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夫谓子以母贵可也，谓母以子贵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长后世妾母陵僭之祸者，皆此言基之也。《谷梁》论世子蒯聩之事，则曰「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其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启后世父子争夺之祸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鞅归于晋，公谷皆曰「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而以逐君侧之小人为辞者矣。公子结媵妇，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之可也」。后之人臣有事异域，而以安社稷、利国家自诿者矣。祭仲执而郑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则以为合于反经之权，后世盖有废置其君如奕棋者矣。圣人作经，本以明其理也，而传者学不知道，妄为之说，而是非易位，义利无别，其极于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为雠，为大臣而称兵以向阙，出境外而矫制以行事，国家易姓，而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无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隽不疑，皆以《春秋》定国论而不知其非也。此其为害甚者，不由于叙事失实之过哉！故尝以为三《传》要皆失实，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为说，而说之缪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举其二，而何休之缪为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过曰君之始年尔，何休则曰《春秋》纪新王受命于鲁。滕侯卒不日，不过曰滕微国，而侯不嫌也，而休则曰《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黜周王鲁，《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诬圣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称弟，母兄称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又从为之说曰：「《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于群公子也」。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弟也，而薄于父之枝叶者，未必不由斯言启之。《公羊》曰：「立子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言固有据也，而何休乃为之说曰：「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使后世有惑于质文之异，而嫡庶互争者，未必非斯语祸之。其释会戎之文则曰：「王者所不治也，录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内外之分，乃谓之王者不治，可乎？其释天王使来归赗之义则曰：「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谓有不纯臣之义，可乎？隐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过曰「记异也」，而何休则曰：「是后卫州吁弑其君。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过曰「记灾也」，而休则曰：先是，桓篡隐，与专易朝宿之地，阴逆与怨气所致。而凡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类，莫不推寻其致变之由。考验其为异之应，其不合者必强为之说。《春秋》纪灾异，初不说其应，曾若是之琐碎磔裂乎？若此之类，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观三子之释传，惟范宁差少过。其于《谷梁》之义，有未安者，辄曰「宁未详」，盖讥之也。而何休则曲为之说，适以增《公羊》之过耳。故曰范宁，《谷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